愧对武汉大学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

愧对武汉大学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

愧对李国平老师（一）

1970年国家提倡知识分子大搞科研。学校校长号召：要群策群力，搞一个中国没有，世界没有，又能生产的世界第一。

我不计个人得失，不要分文报酬，只在教学业余时间，勇敢利用家传中药方肾愈清，大搞治病救人，大搞世界第一。

肾愈清治肾炎、肾病疗效都特好，我坚信这是大科研。

可也有杂音。有人讽刺我：“黄冈出名人，过去出了个李四光，现在又出了个祁锦英”。也有说：“真是今古奇观，土方也能治大病”！

为能找科学论据，我到母校武汉大学请求帮助。武汉大学数学系有老师听说有学生能搞世界级大科研，喜于言表，相互转告。

我得知主管武大科研工作负责人竟是全国著名数学教授李国平老师，惊喜万分。 

李老师听完我的来意，非常赞赏。立即挥笔写公文，责成武大生物系一定要竭尽全力，先通过实验研究药物有哪些成分，再搞动物实验研究其有效成分。

武大生物系极为重视。特专开两个实验室，特凭两位专业资深权威老师，亲自全程动手动脑负责研究。黄州中学也特派我和教生物课的吴老师两人参加。

通过四十多天的药物所含成分实验分析，生物系报告李国平老师，已初步分析出有十六种药物成分。李老师批准初步拿两万元资金作动物试验，研究药物有效成分。

这时蹬点生物系工宣队（文革期管理学校的工人代表）负责人提出，两万元资金是个大数目（1970年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2．5元），花得值不值应到黄冈调查研究再定。

工宣队负责人到黄冈调查发现当时我只有二十多病例，实在太少。他将盖有武大生物系竭尽潜力分析出的十六种药物成分名称公章证明交给我，并代表武大向我提出，等病例充足后定再帮忙科研。

现在我才想起后悔：拿到武大生物系工宣队负责人给我的交代，为何不去报告李国平老师？为何不去感恩李老师？

更为后悔的是，回到黄州中学，学校书记要我交出武大生物系研究出药物成分证明，我也傻乎乎的全交了。怎么就没有想到复印一份给领导，原件自己保留妮？以致现在没有当年分析到的16种药物成分证据，就等于当年白搞！

注:肾愈清又名7061。7061是以我第一次亲自治肾病时间1970年6月1号命名。1993年黄冈市科委批准我组建湖北省黄冈市飞凯肾脏病研究所时，我将7061更名为肾愈清。

愧对李国平老师（二）

武大生物系老师不仅花大气力研究肾愈清含有16种药物成分，还帮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找到有关记载。这都大大增强了我理直气壮搞大科研底气。

这同治病疗效一起，极大促进黄冈地委、

黄冈科委大力支持。

黄冈地委书记石川下令黄冈所有医院肾病患者最好都服肾愈清（注一）治疗。

黄冈科委将肾愈清治病立为黄冈地区重大科研项目；

让肾愈清参加湖北省科学技术成果展览宣传；

选我作为黄冈地区优秀科学工作者参加文革后湖北省首届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并大会发言。

当年社会科研成果少，我的大会发言，轰动会场。

湖北医学杂志转载有关报道。

后又得到湖北省科委、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

由于有各级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当年人们诚信度高，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治病时间不到一年，就迅速传到全国二十八省、市。肾愈清治病影响越来越大。

中山医学院、武汉同济医学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全国有名的三十多家医院、科研单位都纷纷来人来函要同我们共同研究开发肾愈清。

1985年我国才第一次成立全国肾病研究学会。我搞制药治病比这还早15年。 

正当制药治病形势一片大好时，上级撤离驻校工宣队，强调学校要以教学为主。学校校长又找我谈话：“教育局长说：祁锦英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是块教书的好料子，搞制药治病属不务正业。我们已分来了一位部队复员转业军医（实际是连队卫生员）接替你的制药治病工作。你以后就专心教学。”

换人抓制药治病没我热心。他扬言在自己离开学校，去当工农兵大学生之前，不搞垮制药治病，誓不为人的作法，恰好也同学校领导要求彻底停制药治病工作不谋而合。

我听说学校要停止制药治病非常生气。立即找李书记讲：我不花学校一分钱，只要能给我两个月时间进行病例调查。药若确实无效你关门；若有效就应继续为民制药治病。

李书记同意我的意见。

我制定服肾愈清药效病例调查表，要求病人不仅要填患病症状、服药疗效、对药效看法等调查要求，还要附上个人照片、个人签名盖章、所在单位签名盖章、所在医院签名盖章，以利确保填表的真实性。

那时人们真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收到了四面八方几百例服药病人调查表。服肾愈清治愈患者都盛赞药效好。

我将这些病例送到武汉医学院科教处领导看。那里的领导立即召集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两院内科、儿科主治肾病医生同我座谈一整下午时间，医生们阅看调查病例，个个赞不绝口。他们认为依病人讲的病情就是好一个也不简单，何况根治这么多人，该药有奇效。纷纷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开发研究肾愈清。

我将这些病例送给黄冈地区卫生局长刘国政看，刘局长邀请我参加在广济举办的全地区中、西医交流大会，并让我大会发言，他还批评黄州几家医院不帮我研究。当时就有十家县级医院都表态，都愿全力支持我研究开发肾愈清。

我将调查到的情况和武汉同济、协和等医院愿同我们合作研究开发的情况向学校领导汇报。找学校书记，书记不愿听，叫我去找校长；找校长，校长不愿听，叫我去找书记。推来推去，制药治病是搞还是不搞无人管。

看来学校是铁了心定要关门停业。我决心要顶顶校领导，要将我的调查治病奇效及多家医院表态支持公布天下。

学校要开批判反革命头头刘丰（武汉空军司令员，文革支持造反派）的批判大会，我想机会来了。我发言，不批判反革命分子，而批判校领导。

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小小药厂看黄州中学领导作风”，将调查到的有关精彩，讲个淋淋尽致 ……

一场批判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头目大会，却被我冒着被打成反革命风险(那时还属文革期)，讲了近二十分钟搞制药治病大事。

也许是我的发言事实博得老师们共鸣，会场气氛有利我；也许是领导也想听我说新鲜事，那天领导并没阻止我发言。

会后有老师称赞我说得好，说得到会领导个个都气得脸发紫……

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改变作法：不再撤销制药治病工作；而是将药厂从校内搬离到离校十多里外的地方，让制药治病工作可进行。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是我为要坚持制药治病工作，而进行大胆无畏斗争的胜利。有这胜利，总比那要将制药治病工作完全关闭停办好；有这胜利，我就还可以利用教学业余时间，继续关心关注制药治病工作；有这胜利，就保留了今天我能继续搞制药治病工作的良好基础。

学校领导是否很器重我教学能力？是否总担忧我搞制药治病，会影响教学能力发挥？甚至会调离学校？

为了能彻底斩断我有大搞制药治病工作的条件，办公室主任假装关心地对我讲，全地区要在黄州开一个大会，与会人员都要到黄州中学参观。要我将调查到的几百病例都拿出来展览，好宣传肾愈清疗效。

我年轻时人特单纯，当年只要能宣传药疗效，只要能为人治病，我都乐观其成。我傻呼呼地将订在一起的一大本非常有价值的调查病例（每例只一张调查表）全交给了领导。事后并无办展览之事。我找领导要病例，办公室主任説已被人偷去了。

我不撒慌，也不怀疑别人撒谎，更没想到当领导也撒谎……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为何不将调查到非常有价值的几百病例交给支持我搞大科研的武汉大学科研负责人李国平老师？当年说病例太少，花大钱不值是武大生物系工宣队负责人；说“等病例充足后定再帮忙搞科研”应是李国平老师 。 

李老师对学生能搞大科研是极高兴极支持，是寄了厚望的，是最可靠最能支持能攻治世界治肾病医学难题的人！

中药能治病就是科学，能治世界难治大病就应是世界级医科学。已是科学，为何还要按西药标准搞中药批号？

我是否还可以请求李老师帮助将我调离黄州中学，调到武汉大学，同武汉大学校医们一起攻治肾病？   若能调到武汉大学，同武汉大学校医们一起合法攻治肾病，是否早能为治病救人作更大贡献？是否早就轰动全国？轰动世界？

错失良机，我愧对李老师的厚爱，辜负了李老师对我的殷切期盼。